人类可以阻止说谎吗？
不少人都熟稔皮诺曹的故事，那个虚构的人偶皮诺曹一说谎，他的鼻子就会变长。而20世纪却真实出现了一位“皮诺曹先生”，“皮诺曹先生”在每次说谎时，都会昏迷并且伴随着抽搐，这种罕见的癫痫症状，不仅导致他不能说谎，还意味着许多情况下的危险。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的医生研究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大小与核桃相当的肿瘤，这个肿瘤的存在增加了与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活跃性。当“皮诺曹先生”撒谎时，大脑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变得格外活跃，导致他的癫痫发作。终于，在1993 年，描述此案例的医生称这种情况为“皮诺曹综合症”。
事实上，说谎是人类大脑可以完成的最复杂和最严苛的一项活动，而类似欺骗的监管过程则是由大脑的新皮层进行管理，可以说，新皮层的成熟程度是说出完美谎言的首要条件。
对人类来说，说出真相远比说谎来得简单，因为说谎需要用上更多的认知资源。在说谎时，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真相;然后我们要编造出一个貌似真实的谎言，它不可以和可观察的事实相矛盾。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压抑住说出真相的冲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启动反应抑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准确评估听众的反应，如果有必要，我们还需要做到巧妙地调节我们的谎言使之适应我们原来的故事情节。此外，从道德维度上，我们还需要有意识考虑到是否违反了社会规范，这些决定和自我控制，包括规划和调节情绪的行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
人类的任何一个演化行为从来都不会是空穴来风，而关于谎言的臧否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谎言是否必须?我们可以阻止说谎吗?
说谎还是不说谎?
在心理学角度上，说谎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心理现象，是指一种明知真相的情况下故意对事实进行隐瞒、歪曲或凭空编造虚假信息以误导他人的行为。
事实上，说谎是人类本能产生的一种自我防御保护机制。心理学家发现，在婴儿时期，婴儿就知道用笑容骗到大人的注意。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步骤，孩子也需要认识到他们知道一些父母不知道的事情，这种能力通常在 3-4 岁时获得，而孩子通常在4、5岁左右才开始会撒第一个有目的性的谎言。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 (Bella M. DePaulo) 在 2003 年进行了这样一项研究：实验参与者需要填写“谎言日记”，他们被要求平均每天要编造两个谎言。研究发现，编造谎言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才能变得熟练。
2015 年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1000 多名 6 至 77 岁的实验参与者中，儿童最开始最难编造可信的谎言，但熟练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年龄在 18 到 29 岁之间的年轻人谎言编造得最好。大约 45 岁之后，人们开始慢慢丧失这种高超的技艺。在人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倒 U 形曲线。
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欺骗是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现象之一。在高等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欺骗的行为，狐狸会通过装死躲避被熊捕食的命运，黑猩猩会在劲敌出现时，一瘸一拐地走路以博取同情，猴子在争夺交配权或食物奖励时，会想出多种新方法来误导同伴等。
此外，说谎有时是一种同理心的展現，很多时候善意的谎言仅仅是说话的策略，也有的谎言是一种出于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的无意识行为，它反映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焦虑、不安全感，是一种为了减少人际冲突而出现的退缩表现。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说谎与身份维护、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有关。日常生活中展现的“自我”多少都是经过改编和包装的，通常人们会根据当下所处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以塑造更好的形象和身份，获得或提高他人的情感支持，影响他人的偏好，赢得他人的赞同，博取他人的尊敬、敬畏或者同情。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人们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说谎因而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谎言是有必要的。在《圣经》的十诫里明确提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伊斯兰教和佛教也都谴责说话谎这种行为。对于 18 世纪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来说，谎言是“人性中激进的天生邪恶”，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说谎。
当下，许多哲学家采取了更细微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 Bettina Stangneth 认为说谎应该是规则的一个例外，在她最后的分析中，她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人们还是希望得知真相。她在 2017 出版的《解谜谎言》(Deciphering Lies )一书中提出，在这么多说谎的原因中，其中一个原因是说谎可以帮助我们隐藏自己，可以躲避那些闯入我们舒适区的人。Stangneth在书中提到，将儿童放到一个其他人可能对他们说谎而他们却不知情的世界是不明智的。
阻止说谎的历史
英国人很无聊地统计过，人一辈子至少要说谎8万句。
当然，有人说谎，就有人忙着揭穿，如果每个说谎的人都会长出皮诺曹的长鼻子，那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就不存在谎言了。由于谎言在更多的情况下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太大，于是，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其揭穿。
人类与谎言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上古文明，在神灵为王的时代里，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日耳曼人会采取一种叫做“水审”的方法来检验一个人是否说谎，具体来讲就是把人扔河里头，谁漂起来谁无罪，谁沉下去，那就是神灵不让他上来，他就是说谎者。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采取决斗来证明对错是更为广泛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决斗的结果就是上帝操控的结果，输掉的一方就是被制裁的一方，甚至如果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不服，还可以跟法官挑战，如果打胜法官，也能达成翻案，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大力出奇迹”。
毫无疑问，这些神示证据的方式是局限于科学手段缺乏下测谎的一种原始而病态的形式，在神学笼罩的时代，面对无法解释的问题，人们唯有找到一个共识，而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神才是唯一的共识。
在神示证据盛行之下，也有一些人开始探索更为靠谱的测谎方式，虽然方法较为原始，但也充分体现了在有限的智慧和条件下古人的“智慧”。
17世纪的时候，印度人发明了一种“嚼米法”来测谎，其就利用了简单的生理知识。清白之人因为没有情绪压力，所以唾液分泌正常，其能吐出的米也就很多，而说谎者因为担心恐惧，因而情绪会紧张，这会导致口腔唾液分泌不足。舌头干了，吐出的米自然就少了。这种方法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利用了人的心理变化产生的生理异常。
而更多方法的运用则是对人心理的判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摸驴尾巴、印度的摸猴尾巴和中国的摸钟，有罪的人摸的时候，驴、猴和钟都会叫起来或者响，无罪的人则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当然，这些都会在测试之前提前告知测试者，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影响说谎的人，而导致他不敢接触。不敢摸，恰恰就中了圈套，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涂了颜色。双手一伸，就知道谁是说谎者了。
中国在很早之前其实已经对说谎者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有了相对科学的总结。《周礼》就明确规定了在面对公庭的时候如何去判断真实情况：“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对语言表达、面部表情、呼吸频率、耳根变化和目光表现等五个方面的观察，来揣摩陈述者的心里情况，从而判断其言辞真实与否。
将生理变化与心理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总结和运用，不仅对早期公庭案件的公正处理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对现代测谎技术的理论基础也贡献颇多。
从神示证据到探索人在说谎时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意味着，人类逐渐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并开始自己掌控和处理事务。测谎不再是神灵的专利，更是人类所能驾驭的。
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人们尽管利用到了生理和心理的知识来进行谎话测试，但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判断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判断依据的疏漏性。于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也迎来了科学测谎的时代。
技术生长的测谎仪时代
测谎仪的出现，标志着说谎开始成为可用技术解决的问题而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意大利犯罪心理学家C.龙勃罗梭首次使用科学仪器进行测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测谎器研究工作不断扩展，各种各样的生理指标都被用来进行测谎研究。可用的测谎指标包括：脉搏、血压、呼吸、皮肤电、皮温、语音微抖动、脑电、心电、瞳孔和肌电、肾上腺素等。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使用语音来评估被测紧张程度的分析仪。1991年后，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测谎仪——PpI型心理测试仪问世。该测试仪使用了包括语音、皮电和呼吸等参数进行“测谎”。
从测谎仪发展至今，经历了多种生理指标为依据的测谎技术，从脉搏依据到生理指标联动依据。以脉搏为依据的测谎技术最早被意大利犯罪学家朗勃罗梭应用，其在一个特制的容器内装满水，然后受测试者的把缠了一条被封住顶部的管子的胳膊浸入水中，同时握紧拳头。那么，心脏的跳动幅度就会以玻璃管水位升降的形式记录下来，从而判断受测试者在接受问话时的心理情绪。朗勃罗梭利用此法破解了许多案件，这也让脉搏测谎成为测谎技术革新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更多的是基于联动的生理指标——以脉搏、呼吸、血压和皮电活动等多种外周生理指标为依据的测谎方法，主要由测谎员依据欺骗时生理指标相对于诚实作答时生理指标的改变规律来推测被试者是否撒谎。
心理及生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在说谎时，恐惧、愧疚等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能会引起外在生理指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呼吸、循环、皮肤、视觉、语言系统及其他器官的变化。美国加州大学医学博士拉尔森研制的测谎仪器则对呼吸和心跳进行扫描，从而记录其持续性的变化，并且还能根据显见的异常来记录强力刺激的事件。这是第一台专用的测谎仪器，并成功破获了一起商场盗窃案件。
而随着皮肤电测试的引入而导致专业测谎仪的诞生，测谎仪器的判断途径变得丰富起来。1945年，约翰·里德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前提下，创造了“里德多谱扫描仪”，其测试的指标包括血压、脉搏、呼吸、皮肤电阻变化和肌肉活动，大大提高了测谎结果的准确率。
利用大脑电波信号的变化是当下比较热门的测谎技术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们通过利用功能磁性共振成像技术对志愿者们进行测试，发现人们在说谎的时候会产生异样的脑电波。这种脑电波被称为P300，简单来说，被测试者接触到的刺激性信息越大，P300的的波幅则越大。利用这种波动相关，就可以大致确定其是否在说谎。当然，这项技术的发展尚不成熟，目前受到的非议比较多，但仍不失为一个可以期待前景。
说谎之必须还是测谎之必要?
尽管测谎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科技的加持，未来更可能拥有人工智能的助力，但测谎仪依旧不是完美的。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中心主人约翰吉本斯博士指出，测谎仪的准确率在 64% 到 98% 之间，准确率的大小取决于测试对象中有罪者的百分比。测试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测试人员、测试对象、测试环境、测试工具的质量等等均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定罪而言，哪怕只有0.001%的错误可能，都不能成为依据。因此测谎结果能不能被作为法庭证据，一直备受争议。也正是如此，美国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对测谎结果是不予理会的。虽然到现在正确率大大提高，但仍然有部分州立法拒绝使用测谎证据。
在确定任何测谎设备潜在价值之前，必须对它的两种属性即实用性和科学性进行评估。实用性即设备查清事实真相的实用程度，科学性是在真话和谎言之间能否做出精确的科学定论。
事实上，一个没有科学能力去判定受试者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的测谎仪依旧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工具，即能够拓宽信息来源和获取对事实的坦白。
有关于谎言的学问是神秘的也是艺术的，技术来自于人性，或许对于执法机构来说，测谎技术的成熟能够助力案件的探查，但对于更大一部分来说，谎言和真相是相生的两面体，而知之过多也并不是一件幸事。
